潮汕人的由来

潮汕人的由来（图文版）

潮汕人是汉民族中具有自己十分独特的文化面貌的一个分支

有着共同文化特征的潮汕人，有两种来源：本地的土著居民与来自北方的中州移民。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些原来属于不同种族、不同血缘的人群，在粤东南背山面海的地理环境里，碰撞、交流、融合，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生活方式、独特的文化认同意识、独特的风俗习惯，并使用着一种共同的汉语方言－－潮汕话。

这些共有的文化特征，使得他们有别于周边的其他民系－－广府人、客家人和福建人。他们自称、别人也称他们为“潮汕人”。

本地区的人类活动历史久远。南澳象山考古发现距今8000年以上的古人类活动遗址。

距今6000—5500年，在本地区发掘和发现的古人类活动遗址更多。这些遗址因为有大量的贝壳堆积被称为贝丘遗址，以潮安陈桥文化遗址最有代表性。

陈桥遗址的文化特征，跟广泛分布在台湾海峡两岸以至广东沿海的很多贝丘遗址相同。

考古学家认为，这些遗址的主人，可能是现代使用南岛语各民族的祖先。

距今约3400—2900年，在粤东的榕江、韩江与闽南的九龙江、晋江四个流域存在一种面貌独特的土著文化，被考古学家被称作“浮滨文化”。

浮滨刻划符号里有“王”标记，饶宗颐教授推断说，这“似乎表示浮滨在殷周之际曾经是属于越族的一个王国”。这个时候的潮汕的土著居民跟西边沿海地区依然保持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关系。

公元前4世纪前后，来自西边珠江流域的南越文化覆盖式地替代了浮滨文化，显示了本地土著居民成分的改变。

南越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本地区的主人。即使有少数北方移民到来，也很快土著化了。

公元4世纪开始，又有少量分散的中州移民来到了潮汕。移民人数量越来越多，朝廷就将他们收编入籍。

413年，义安郡建置，它的地域，从今天的潮汕跨过闽南。

590年，义安改置潮州。这个时候的潮州人，包括北方移民和归化朝廷的土著人。

当时史籍记载，潮州土著有僚、俚两种。俚是岭南土著，现代的壮族黎族就是俚人的后裔。

俚人较早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僚也称蛮僚或僚蛮，是自古居住在闽粤赣边界的土著。

南宋以后的徭畲、疍人，是僚人的后裔。蛮僚与中州汉人的关系较为对立。

中州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的首次激烈较量，发生在唐高宗时期。669年，泉潮间蛮僚啸乱，朝廷倚借本地的中州移民进行镇压。

中州移民在陈元光家族带领下，安抚俚人，与蛮僚进行了近50年的战争。这场较量推动了本地的民族融合，加速了汉文化在本地的传播。

传说中随陈氏家族南来的58姓军校中，像沈姓、苏姓、李姓、卢姓等，都在潮漳两州定居下来，成为本地大族。这是最早一次中州汉人的大规模入潮。

唐末五代，中州汉人大量迁闽，也有一些迁入潮汕。宋代，潮汕地区的汉人移民人数遽增，这些移民主要来自福建。

北宋以来，韩江三角洲的开发利用，使本区的生存环境日益改善。

宋代潮州的地方官宦，对自己任职的地方环境，大都印象良好，在任期结束或者退休之后，就在潮汕定居下来。他们的家族往往跟着移居潮汕。

仅就《潮州志·民族志》和《澄海百家姓》两种资料统计，宋代移民潮汕地区的家族共有41个，大多来自闽地，间或来自他省，基本上是官宦落籍。这些宦仕世家，又有很多成为本地望族。如陈氏、林氏、黄氏、蔡氏、彭氏、袁氏、郑氏、萧氏、方氏、刘氏、张氏、魏氏、丁氏等等。

宋元之交，二帝播迁，自浙闽入潮州，又往西去，有一部分随跸的军民，散居在潮汕地区。

根据上面提到的资料统计，有10个家族，其中望族，有揭阳谢氏、江氏。

在宋代300多年的时间里，文献极少提到本地土著居民的情况。

大概在闽人移民的大潮中，原来在本地相当活跃的蛮僚，也加速了与汉人移民融合的进程。

到南宋后期，很久以前就居住在本地区的土著又重新出现在文献上。这时候，他们被称做“畲民”。

相对于汉人移民，这时的土著居民成了“少数民族”。

畲民的生活方式，有不同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刀耕火种”的农居生活，一种是往来海上的航海生活。后者或者就是明清文献上的疍人。

宋代还是不断有畲人不堪汉族豪强与官吏的侵夺而对抗冲突的记载。但是这时候的畲人，已经掺杂了不少来自闽赣的汉人，不管从血统上还是从文化上讲，畲民已经融合了很多汉人的成分。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文献上出现的汉姓畲人。对于这些土著居民，只要稍加安抚，便能和汉人共处。所以，潮州的官员们，对畲民大多采取羁縻政策，只要归顺，编入户籍，可以少收甚至不收赋税。

在宋元鼎革之际，潮漳的畲民对宋、元两朝采取很不同的态度。但不管是归宋抗元，还是助元灭宋，其发展结果是终归一致，那就是本地的畲民和汉人加快了融合的进程。

明朝建国伊始，出于巩固政权需要，施行锁海政策。滨海的疍民大多定居下来，成为耕读传家的农民，汉化了。

同时，福建泉、漳、汀三州又有大量移民迁入本地区。剩下来为数不多的坚守着海上生活传统的疍民（其中也不免掺杂了汉人移民），终于因为违背法令，在明世宗嘉靖年间，被朝廷派重兵镇压。这一场激烈的抗争，一方面促使本地形成一批人口高度密集的大村寨。

大型村寨的形成和自立，导致宗族势力的壮大和宗族观念的强化。另一方面，坚持海上生活传统的本地人，被迫出走东南亚，成为早期潮籍移民。他们在东南亚的开拓，为清代以后的潮汕移民奠定了基础。

清代乾隆以后，潮商的红头船队北上苏松，直溯津门，南下雷琼，抵东南亚，成为南中国海上贸易的一支主干力量，在环中国海周边的埠市之间，编织出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

与海上商贸相关，海外移民规模扩大，形成18世纪后期潮州人向东南亚的第一次移民高潮。这个时段的移民，除了商人，劳工输出是移民的主流。

潮汕社会经济持续繁荣。商业成为主要经济支柱。

因为海上贸易的发达，1860年开埠以后，汕头成长为整个韩江流域的经济文化中心。

现代工业和交通通讯开始出现在汕头。汕头商场“七兑银”的通行，标示着潮州商帮的成熟。

开埠以后，新式学堂大批出现。较早时候已经传入的西医疗治，也到这时才真正具有影响力。

“潮汕”合称，也从这个时候开始。

交通条件改善，潮汕人向东南亚移民的人数迅速增加。第二次移民潮的规模远远超过开埠前。这一次，商人成为潮汕海外移民的主体。

两次移民潮，导致了海外潮人社会的生成。

移居海外的潮汕人，以侨批为主要纽带，与原乡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

潮汕社会慢慢转型为侨乡社会。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和移居海外侨民在家乡的地位上升，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发挥着跟以前士大夫出身的绅士们同样的作用。

在商业活动里形成的商人的文化行为和观念形态，不但流行于海外移民社会，也直接影响着潮汕侨乡文化。

在潮汕人的文化观念中，本地与海外生活交融一体，他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不能分割的以海洋为中心的地域网络之中。               

改革开放，潮汕人乐于经商的传统观念又被唤醒。

潮汕新移民的足迹，遍布全中国。新世纪到来之前，省一级的潮人社团，有二十几个。

新移民也开始对潮汕反哺：寄钱回家，让留在故乡的家人过上富足的日子；在捐款给宗族庙宇、学校医院、各种慈善事业的活动中，新移民的慷慨比起海外潮人，毫不逊色。这是侨乡传统的延续。

同时，各省潮人社团，积极参与国际潮人网络的编织。

在变化速度越来越快的全球化进程和文化多元观念影响下，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应运而生。

通过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建立和发展，散居全世界的潮汕人，纳入一个互相联系的社团网络中，越来越紧密地凝聚在一起。

国际潮团联谊年会虽然是一个联谊性质的团体，却逐渐表现重构出“潮汕人”群体的功能。这时的“潮汕人”，已不再以地理学意义上的“潮汕”为中心，更加自觉地认同于文化意义上“潮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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